上海外滩的黄浦江边，有一座装饰艺术风格的建筑，顶部是绿色的金字塔形尖顶，这就是沙逊大厦。 它如今的名字是费尔蒙和平饭店，也是亚洲最早建成的摩天大楼之一。 酒店方面介绍这段历史时，称这里曾是“精英阶层光鲜亮丽的游乐场，每晚都是一场奢华的盛会”。夜里来拍照的本地人和外地游客络绎不绝，可这栋楼也提醒着人们“百年屈辱”。 这座13层的大楼于1929年竣工。 那时上海的大片地区处在殖民势力的控制之下，大楼所冠名的沙逊家族，是当时在中国最富有、最有权势的家族之一。 借鸦片与条约撬开中国国门 沙逊家族的族长是大卫·沙逊，出生在巴格达一个富裕的商人家庭。 当地统治者迫害犹太商人，他便带着家人和财产辗转来到英国治下的印度孟买，大约在19世纪30年代初定居下来，并在那里经营起几家颇为兴旺的企业。 对这个家族来说，一个关键的时间点是1833年。 这一年英国议会通过法案，取消了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专营权，此后英国和印度的私商可以直接进入对华贸易，其中利润最高的一项就是鸦片。 曾在德里大学讲授中国历史35年的马达维·坦皮，在《印度人在中国，1800—1949》一书中总结过沙逊家族长盛不衰的原因。她认为关键在于灵活变通，并且随时准备拓展新业务。她的原话是：“他们未必是开拓者，但他们懂得如何利用随时出现的机会。” 这个机会是英国用炮舰打出来的。在林则徐禁烟之后，以鸦片贩子为主的在华英商持续游说本国政府动武。 1840年，英国舰队开抵中国沿海，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。 1842年清廷战败，被迫签订《南京条约》，向英国商人开放通商口岸。 两年后的1844年，沙逊家族在中国开设商号，大卫·沙逊的次子伊利亚斯·大卫·沙逊，也就是常说的E.D.沙逊，在同一年来到广州。 一年后，他判断上海的商机更大，于是迁居上海。 这个时候，沙逊家族已经靠向中国输入鸦片赚了很多钱。《上海英文星报》2001年的一篇文章写道：“输入中国的全部鸦片中，约有五分之一是由沙逊家族的船队运送的。” “他们给中国带来鸦片和英国纺织品，运走丝绸、茶叶和白银。”运进来的是毒品，运出去的是白银，这一进一出之间，是中国白银外流、吸食者家破人亡的社会代价。 沙逊家族在中国发财的消息传回孟买以后，不少商号也想迁到上海，希望照着这条路子再走一遍。 1864年大卫·沙逊去世，家族内部随即分化。坦皮写道，E.D.沙逊不愿再留在由兄长阿尔伯特掌管的母公司里，选择自立门户。 1872年，他在上海仁记路5号成立了E.D.沙逊父子公司，人们一般叫它“新沙逊”洋行，和原来的“老沙逊”洋行区分开。 伊利亚斯从英国进口布匹，卖给上海最高档的商店，这些商店的顾客主要是富裕的欧洲侨民。后来他的儿子雅各布·沙逊进入家族生意，并在父亲去世后接手了公司。 还要看到，沙逊家族在华的种种经营，背后都离不开不平等条约提供的特权。 领事裁判权使享有这一特权的外国人在中国境内逃避中国司法管辖，协定关税让中国失去了自主调整税率的权力，租界则让外国势力在中国城市中心另立一套行政体系。 沙逊家族的财富建立在中国主权被层层削弱的基础上，又反过来依赖这种局面持续下去。 凭金融与地产攫取经济命脉 而鸦片和布匹只是起点，沙逊家族的生意很快延伸到更要害的行业。 坦皮写道，沙逊家族“依然热衷于寻找新的盈利投资渠道”。 他们涉足保险业，担任北英火灾及海上保险有限公司的代理人，同时经营航运。到19世纪90年代，各国资本竞相向清政府放贷，老沙逊的大卫·沙逊父子公司也为中国的铁路建设提供了英镑贷款。 铁路贷款往往附带路权、用人和收入抵押等条件，债权方借此对中国的交通命脉施加影响，这在当时是列强扩张势力范围的常见做法。 金融领域里还有一件常被提起的事。 1864年，在香港筹设汇丰银行的发起委员会中，就有沙逊洋行的代表。汇丰后来长期经手中国的外债和关税、盐税的存放，在近代中国金融体系中占有特殊地位。 沙逊家族参与了这家银行的初创，可见它在列强对华经济布局中所处的位置。 《马关条约》签订以后，外国人取得了在中国通商口岸开设工厂的特权，两家沙逊公司借此进入实业领域。 坦皮写道，他们“在中国开办了纺纱厂和织布厂，以及碾米厂、造纸厂和面粉厂。后来，他们甚至涉足开设啤酒厂和洗衣房”。 与此同时，新老两家公司在印度的业务照常经营，也做了一些慈善。 19世纪最后几十年，经营环境发生了变化。中欧贸易规模扩大，鸦片在其中的分量下降，清政府也逐渐能够对鸦片进口加以管制。 1907年，中英两国达成《十年协定》，约定中国禁止本土种植和吸食鸦片，印度鸦片的输华数量逐年按比例递减，十年内完全停止。 到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，老沙逊在华业务大幅萎缩，新沙逊取而代之。 而当时主持新沙逊的是拥有英国准男爵头衔的雅各布·沙逊，在他手里，家族在上海的投资组合中加进了房地产，坦皮称这是沙逊家族“最精明的一步”。 她写道，